李亦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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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的脑海里又浮现出了前几天我在慕尼黑加特纳广场国家剧院（Staatstheater am Gärtnerplatz) 看到的她所执导的歌剧《蝴蝶夫人》(Madame Butterfly) 的场景：穿着短得不能再短的粉色泡泡纱裙、厚底皮鞋的年轻女孩、金色的佛像、招财猫……那是去过日本的人都会记得的场景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为背景的投影录像：东京的街头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一个头发染成金色的日本女孩在人流中伫立，似乎等候着什么……德丽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她对当代的亚洲究竟怎样看待呢？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德丽出现了。她还是在媒体上通常可以见到的那头短发，穿着普普通通的白色羽绒服，带着手套，显然是骑脚踏车来的。她气色极佳，说话飞快，居然显得比30岁的我还要年轻。当招待问她喝点什么时，她不假思索地点了一杯绿茶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 我们的话题，当然是从歌剧开始的。

 

李      您出身于一个医生的家庭，想必是听着歌剧长大的吧?

德丽      不，您错了，完全不是。甚至连我的小时候也没听过《魔笛》。歌剧对我来说完全没意思，因为它这么老气，像是盖了厚厚的尘土。小的时候我觉得，只有奶奶们才会去看歌剧，我根本不感兴趣。

李      那您怎么想起来导演歌剧呢？

德丽          这完完全全是个偶然。因为指挥丹尼尔·巴伦勃伊姆 （Daniel Barenboim）看过我导演的电影，就邀请我去柏林执导《女人心》（Cosi fan tutte）。我当时很犹豫，对他说我对歌剧根本不在行。他说，没关系，你做就是了。结果呢，很成功。这次经历给了我勇气，所以在此之后我又和长野健（Kent Nagano）、祖宾·梅塔合作。现在又要去萨尔斯堡执导下一部歌剧。

李      您怎么会想到做《蝴蝶夫人》的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我对《蝴蝶夫人》感兴趣，是因为我经常去亚洲。有一次在日本，我认识了那个女孩子，就是我用作舞台背景的投影录像中所拍摄的那个女孩。她只有 十五、六岁，头发染成金黄色，穿着很短的裙子。我们当时在一家便宜的商务旅馆里下榻。在午休的时候，她跑来了，想拉客。她的目标是那些来自西方的商人，想趁他们午休的时候跟他们上床。而目的呢，居然是为了给她的手机付费！我跟她搭上了话，请她喝了杯咖啡。她说，她这样做主要是为了付电话费，但是，她也梦想着嫁给一个西方人。她有着你想象不到的那种浪漫的幻想。当时，我就想，真怪，居然在现今这个时代还有小小的蝴蝶夫人！

李      这些日本女孩子是穷人家出身吗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不，根本不是。他们的父母要是听说女儿在卖淫，肯定会大吃一惊，因为她们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里出来的。可是，跟欧洲这里一样，孩子们现在需要越来越多的钱。她们有一种很奇怪的消费观念，和她们对浪漫的幻想混杂在一起。她们觉得日本男人太传统，太大男子主义，而西方男人会对女人好一些。她们很天真，同时又很现实，她们身上映射着整个亚洲在全球化影响下的文化迷乱。所以，我想现代式地讲述这个故事。而《蝴蝶夫人》这个故事的时代感也正是普契尼所强调的。

李      您是想通过这部歌剧讽刺亚洲的这种文化迷乱吗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不，我不想讽刺。《蝴蝶夫人》不是一部讽刺作品，而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里面。

李      您是怎么看待《蝴蝶夫人》中的人物的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巧巧桑是个悲剧性的人物。她还是个孩子，憧憬着不朽的爱情，非常地轻信。宾克顿也才十八岁，是个大兵，什么也不懂。他其实也可以说是“无辜”的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意味着什么。我用了一个很大的投影来表现他的脸，你看，他那么年轻，简直还是个小宝宝，就被派遣到世界各地去打仗。他爱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孩子。可是爱情来得快，消失得更快。这种事情对于孩子来说是没有什么罪责的。

在原剧中，巧巧桑被描写成那种性感的，很容易到手的女孩子。普契尼其实是误解了艺伎，把她们误当成了妓女一样的人。而我的理解是，巧巧桑的悲剧在于她爱上了一个魅影，而不是现实中的一个人。十几岁的孩子是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一样。巧巧桑是自己的幻梦的牺牲品。所谓浪漫的爱情是非常西方化的一种幻梦，随着全球化的风潮传播到世界各地。你看，世界上所有的人不是都在看美国片吗？所以我决定让宾克顿看起来像布莱德·皮特 (Brad Pitt)，因为他是每个日本女孩子的梦中情人。

李      有一个细节对我来说是非常震撼的。那就是巧巧桑为了迎接的宾克顿的归来，充满欣喜地精心打扮。她特地穿了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，外面套了一件美国军装。她看上去又傻又俗气，但又是那么地纯洁，那么让人怜悯，让人心碎。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是啊。其实我们也这么干过。1970年时，我15岁。那时候我们都爱穿美国军服。可是呢，大家也都爱喊反对越南战争的口号。其实，穿军装跟政治没什么关系，就是为了赶时髦。现在还不是一样吗。年轻人都爱穿绿色的美国士兵服装，这没什么政治的意义，就是赶时髦。而且，大家也都在反对伊拉克战争。你看，时髦、酷、政治，全都混到一起了。

李     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亚洲的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我是20年前第一次去的东京。80年代的时候我也去了中国。那时候，我的电影《男人们》在中国各地放映。前几天我刚从香港回来。我现在有一个想法：我想搬到香港去住。

李      您是说真的吗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是认真的。我喜欢中国的能量。我感觉，现在的中国充满着一种乐观的情绪。而欧洲则没有这样的能量，美国也没有，南美洲也没有，日本也没有。我跟您讲，我真的去过很多国家，而哪儿也没有中国的那种活力。有一次，我和我的丈夫、女儿一起去香港。我们站在大街上，发现自己穿得是最差的，简直像乡下人一样。我们欧洲人老觉得自己在设计、时装、文化上领先，这其实已经成为过去了，只是人们还没有觉察。我从中国回到德国，会觉得这个国家睡着了。街上连个人都看不到。

李      欧洲媒体普遍认为中国发展过快，充满危机。您是怎么看的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中国发展是很快，在不断地变化，这让旁观者感到害怕。但是，我和中国的年轻人在一起时，我觉得他们很棒。他们显然有一种以世界为家的全球意识。

李      在您看来，他们是个什么样子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他们看上去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充满了乐观的探索精神。您看，我自己的女儿其实也是这么大，十七岁。可是她和她周围的年轻人一样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他们感觉到没办法再往前走。欧洲人在失业，他们的父母在抱怨。我这一代人过得不好，我们在感觉上非常迟滞，荒芜。所以我想移民到中国去。我的女儿中学快要毕业了，她可以到香港去读书。我很想写一部关于中国的小说，关于在中国的德国人，我对他们很感兴趣，很想知道中国对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。而我也想知道，在中国像大众，西门子这类字眼到底意味着什么。 

李      这个我倒是碰巧知道。十年以前我曾经在大众公司北京办事处工作过一段时间。大众公司组织我们这些中国职员去看芭蕾舞，请我们去凯宾斯基饭店喝德国啤酒。那个时候，大众简直就是西方“文化”的代言人。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是啊，我们欧洲人总是以为是自己把“文化”带到了全世界，其实现在情形正好反过来了。如果有人现在还觉得欧洲是“文化”的大陆，我会觉得很惊讶，因为那个时代早就已经过去了。在亚洲，特别是在中国、日本和印度，正在产生新的文化，而且也在蔓延到别的国家。比如说吧，我执导的《杜兰多》(Turandot) 一剧就受到了日本漫画的影响。日本有着自己独特的漫画文化，影响了全世界。杜兰多就是日本漫画中的中国公主。

李      说到《杜兰多》，其实让我有点不舒服。因为杜兰多在普契尼的歌剧里是一个不可理喻的、残忍的形象，使得观众不可能同情她。这与当时欧洲人对东方的偏见有关。更何况杜兰多本来并不是一个中国的故事，而来自阿拉伯世界。可是现在的中国人却仿佛引以为豪一样。在张艺谋非常铺张地在北京的紫禁城演绎这部歌剧之后，中国人还用传统戏曲的方式来演绎它，仿佛成了一种时髦。

德丽          我不同意您对杜兰多这个人物的看法。在我导演的歌剧里，她是一个少年人想象中的产物，一个漫画公主。我觉得每个年轻的女孩子都在她生命中的某个时候做过杜兰多。那时候父母不能理解她们，觉得她们不可理喻。他们是孤独的，寂寞的。在我的歌剧里我设计了一个大手机，有我们的天花板那么高。王子先得猜谜，再把答案按键输入进去。我想表现一个全球化的漫画公主，一个十六岁的年轻人的想象中的产物。结果呢，很多少年人被吸引来了，他们走进了歌剧院！他们想象着自己变成了杜兰多公主。在《蝴蝶夫人》里也是这样，巧巧桑是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。十五岁的孩子是不分国界的。

李      您是否有意想把年轻人吸引到歌剧院里来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是的。而且我也做到了。就连《弄臣》也是一样。这件事简直成了件丑闻。（笑）歌剧是个很奇怪的艺术形式，这么古旧，可是又这么国际化。 

李      您是怎么看待全球化问题的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在近30年中，美国文化确实占领了世界。我是搞电影的，电影其实是一种美国式的语言。美国人很善于运用视觉语言，比如在卡通片领域，他们做得太棒了。而他们的危机是越做越窄，越做越小，越来越无聊。我在这里的电影学院教书。我教我的学生要做小偷，做吸血鬼，从美国偷东西，把这些偷来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联系起来。必须结合自己，而不能只是全部照搬，把自己的文化忘掉，最后使自己窒息死去。而我觉得非常遗憾的是，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在放着同样的那两、三个美国电影。这真是很可怕。而且这也很危险。因为总是那两、三个投资最多的电影票房最高。这是一种畅销书（bestseller）文化，它的结果就是，书店里只卖最畅销的书，而诗集就完全找不到了。但是我也很乐观。因为当前，在年轻人中间有大的潜力。他们要讲述自己的故事，他们的目的很明确。有互联网可以帮助他们。他们比以前拥有更多的可能性。

李      您不认为西方的强势文化在入侵亚洲的弱势文化吗？

德丽          全球化当然会给亚洲带来一些负面影响。但是我信任亚洲的文明。因为它的根更深。中国经历了这么多个文化发展阶段：停滞、低潮、复苏，它的文化源远流长，是不会轻易消亡的。在我看来，现在的中国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，刚刚看到西方世界，觉得什么都新鲜，什么都棒极了，这是是暂时的，没什么可担心的。我认为应该支持中国的青年艺术家，让他们有一种眼光，不只是照搬西方，而忘掉自己的文化。我们不能只是看市场上有什么就抓什么。我在一些中国艺术家身上已经看到了这种发展趋势。他们有自己艺术语言。

我觉得中国的年轻人可以创造自己的生活。这就是我在那里感到巨大能量的原因。我们在欧洲这里受到来自各种方面的限制：国家、社会、政治、历史，我们不能创造很多东西。如果我在香港的大街上停下来说：“我有个主意，”很多人就会停下来问我：“什么主意？我们能干什么？”在欧洲，人们会说：“你会白费力气，这没必要。”这就是区别。这就是我想去中国的原因。

我有一个德国朋友，她刚刚生小孩的时候，登广告要找一个中国的保姆。她说，我要我的孩子从一开始就学习中文。现在，她的这个孩子真地会说一点中文了。中文是世界未来的通用语。我觉得这个朋友真地很有远见。